活动现场
在金融监管的不断完备和金融理念与技术的不断更新下，普惠金融日渐成为创新金融、协调金融、绿色金融的枢纽。5月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主办，中国金融信息中心、麦子金服承办的题为“创新背景下的普惠金融”的“上海研究院·智库大讲堂”第二讲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办。
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焦瑾璞发表了题为“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及其展望”的主旨演讲，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副书记、主任陈奎明发表了题为“海南农村信用社的普惠金融实践”的主旨演讲。现场近400位嘉宾出席了本次活动。
焦瑾璞：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及其展望
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焦瑾璞
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焦瑾璞表示，普惠金融之所以进入到国家的最高层次，是因为它有四个方面的意义。首先，普惠金融是金融结构调整的一个途径，通俗来讲，银行要俯下身子为老百姓服务，服务对象要从企业、高净值客户延伸到广大老百姓。其次，普惠金融是金融体制转化的问题，金融要“雪中送炭”而不仅仅是“锦上添花”，要更多的服务实体经济，这是金融体制改革的需要。此外，普惠金融是国家发展的政治目标的需要，我们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因此要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最后，普惠金融是金融未来发展路径的选择，未来，大银行要增强国际竞争力，小银行要趴在地上为老板姓服务，中间的市场由债券市场、外汇市场、股票市场等要素市场解决。
焦瑾璞认为，数字将改变我们对金融和对普惠金融的认识。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他说，“数字普惠金融”泛指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它包括运用数字技术为无法获得金融服务或缺乏金融服务的群体提供一系列正规金融服务，其所提供的金融服务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并且是以负责任的、成本可负担的方式提供，同时对服务提供商而言是可持续的。“数字普惠金融”涵盖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如支付、转账、储蓄、信贷、保险、证券、财务规划和银行对账单服务等），通过数字化或电子化技术进行交易，如电子货币（通过线上或者移动电话发起）、支付卡和常规银行账户。用数字金融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好处，可简单概括为共享、便捷、低成本、低门槛。
主要的普惠金融国际组织普惠金融联盟（AFI）于2008年9月成立，2009年G20成立了G20普惠金融专家组（FIEG）和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组织（GPFI）,制定了全球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战略框架和行动规划。关于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的制定过程，焦瑾璞提到，根据2016年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的要求，世界银行等9个国际组织的专家组成了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小组，GPFI中方主席兼任组长，负责《高级原则》的起草工作，最终拟定了8项原则，包含66条行动建议。他说，起草《高级原则》很困难，面临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鼓励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二是如何平衡好创新与风险，三是如何有效开展监管，四是如何保护消费者。
为了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也为了解决以上难题，他认为应该关注八个方面，即数字普惠金融的八个高级原则。
原则一是倡导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促进数字金融服务是推动包容性金融体系发展的重点，它包括采用协调一致、可监测和可评估的国家战略和行动计划。焦瑾璞说，为了实现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必须要将数字普惠金融纳入国家战略，要确保相关国家战略和行动计划能够反映实现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目标的新型数字商业模式，能够推广使用这些战略和行动计划，目标具体、结果可测和责任明确。其关键就是要促进政府与相关机构的合作以及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具体行动包括政府机构向消费者和小型企业做出的大额经常性支付应数字化普惠金融；鼓励和加强私人部门营利或非营利组织大额经常性支出的非现金化和数字化普惠金融；倡导金融行业接受以客户为中心的产品设计理念，促进无或缺乏金融服务群体获取和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为无法获得金融服务的群体提供低成本的基础性交易账户；消除数字金融服务发展与数字金融服务获取的障碍；与其他国家监管机构合作消除跨境金融服务障碍等。
原则二是平衡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创新与风险，即在实现数字普惠金融的过程中平衡好鼓励创新与识别、评估、监测和管理新风险之间的关系。创新意味着有风险，控制风险有可能阻碍创新，为了平衡创新与风险，有八个行动的要点。一是通过以市场为导向的激励和公私部门的合作，鼓励数字创新；二是鼓励金融行业为数字金融服务研发安全简单的使用界面，使其更易于使用，降低错误交易和冒用的风险；三是研究、识别和评估在使用新数字技术过程中出现的风险，并且确保有效地监测和管理这些风险；四是在监管者和服务提供商之间建立常规的信息分享机制以及畅通的交流渠道；五是鼓励监管者与行业制定风险管理战略。监管指引也应强调普惠金融作为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监管中有利因素的重要性，并包含对相关监管规则灵活性的明确建议；六是鼓励服务提供商更好地使用数字数据中的多种资源，促进完善此类数据并且公平、非歧视地使用；七是与金融行业合作，探索发行数字法定货币对普惠金融的益处；八是探索识别新兴技术风险的新方法。
原则三是构建恰当的数字普惠金融法律和监管框架，即针对数字普惠金融，充分参考G20和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的相关标准和指引，构建恰当的数字普惠金融法律和监管框架。
原则四是扩展数字金融服务基础设施生态系统，包括加快金融和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用安全、可信和低成本的方法为所有相关地域提供数字金融服务，尤其是农村和缺乏金融服务的地区。他强调，要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金融基础设施必须要好。我们要建设数字普惠金融的高速公路，具体来说就是要保障包括电信和电力设施在内的支持数字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使宽带网络、数据覆盖延伸到金融服务匮乏的地区；推动零售支付系统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建立开放的支付平台，推动服务网点及渠道的互通性，扩大服务网点的覆盖范围；利用广泛的政府渠道协助提供数字金融服务；在考虑多种抵押物类型的基础上推动完善动产抵押登记系统；推动建立和使用灵活、动态的信用记录报告机制模型。支持消费者数据保护和隐私规则，鼓励使用创新性数据来源；与行业合作探索分布式账本技术在提高批发和零售金融基础设施透明度、有效性、安全性和可得性方面的潜力。他提到了宁波“普惠金融综合示范区”试点方案调研，几年前已能用手机在菜市场和街边小吃店支付，现在手机支付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
原则五是采取负责任的数字金融措施保护消费者，要创立一种综合性的消费者和数据保护方法，重点关注与数字金融服务相关的具体问题。焦瑾璞强调，保护消费者非常重要，数字越先进，其可能的危害也越大。他指出，消费者保护要重点关注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行为监管、行业自律等方面。
原则六是重视消费者数字技术基础知识和金融知识的普及，要根据数字金融服务和渠道的特性、优势及风险，鼓励开展提升消费者数字技术基础知识和金融素养的项目并对项目开展评估。他认为，掌握越多金融知识，能享受到的数字普惠金融的好处也越多。
原则七是促进数字金融服务的客户身份识别，要通过开发客户身份识别系统，提高数字金融服务的可得性，该系统应可访问、可负担、可验证，并能适应以基于风险的方法开展客户尽职调查的各种需求和各种风险等级。他强调，为了解决身份识别的难题，必须要确保出生登记及其他基础身份系统的普适性和可负担性，同时对禁止或阻碍金融服务不足群体进行数字身份识别登记的法律法规进行修订。
原则八是监测数字普惠金融进展，即通过全面、可靠的数据测量评估系统来监测数字普惠金融的进展。该系统应利用新的数字数据来源，使利益相关者能够分析和监测数字金融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并能够评估核心项目和改革的影响。
关于实现普惠金融的数字化途径，他认为，第一步是落实《原则》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在充分考虑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制定可实施的国家战略、相关的国家行动计划并采取国家层面的行动；第二步是参照《高级原则》，各个国家可以构建较为完善的数字普惠金融政策体系，充分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恰当有效的监管，合理平衡普惠金融创新与风险，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金融业界可进一步制定具体的技术标准，促进金融科技产品的国际化、标准化及互联网金融业的成熟。第三步，积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在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扩大金融服务范围、解决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为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我国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
他还认为，可以把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基本连接，主要表现为在农村贫困地区手机覆盖和渗透的数量足够庞大，代表国家包括孟加拉、印度、印尼、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等。第二阶段为数字远程支付，主要表现为贫困人群接受并使用数字手段进行个人转账和公用事业支付，代表国家为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等。我们中国处于第三阶段，即全方位的数字金融服务，主要表现为贫困人群接受并使用数字手段获取储蓄、信贷和保险服务。第四阶段为店内数字支付，贫困人群能够使用数字手段完成大部分交易（包括实体店内的小额支付），达到普惠数字经济的水平。他表示，中国在这块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大家的生活已经非常方便。
陈奎明：海南农村信用社的普惠金融实践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主任陈奎明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副书记、主任陈奎明介绍称，海南具有全国最好的生态环境，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也是全国唯一的国际旅游岛。海南要实现三大愿景，即建设海南人民的幸福家园、中华民族的四季花园、中外游客的度假天堂。
陈奎明认为，农户应该是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之一。中国农户数量近两亿，如果农户小贷问题得到了解决，那对于其他普惠金融服务对象来说都有借鉴意义。他围绕农户小贷谈了谈惠普金融的海南实践。他指出，目前农户小贷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贷款的手续太复杂，光是签字就要签十几个，他认为应该只需要签两个字就行了，一个是借款合同，另一个是借据；第二，贷款周期太长，一般要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时间，拿到钱的时候可能已经错过了农忙的季节；第三，农户往往需要通过“关系”才能贷到款，必须得有熟人。陈奎明表示，普惠金融看似很难，但只要做一个有良知的银行从业者，本着问题导向，坚持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普惠金融其实并不难。
普惠金融是指基于机会平等、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以可以负担的成本为社会各阶层提供适当有效的服务。
普惠金融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机会平等问题。要破解这一难题，必须走金融民主化的道路，让农民与金融机构真正站在平等的位置上。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有限剥夺金融机构的信贷审批权。现在，在信贷配给制情况下，贷款贷给谁、贷不贷，都是由金融机构来决定，而资源是有限的，信贷的审批、责任的追究制度也让农民很难拿到贷款。海南实施了一个解决方案是非常有效的，就是限制金融机构的权利，限制信贷的权利。不得拒绝符合“四有四无”的农户向信用社贷款，拒绝就会受到惩罚，甚至开除。“四有”指有勤劳致富的意愿、有适当的劳动能力、有固定的住所、贷款有合法的用途。“四无”是指四个负面清单，只有信贷员有证据证明申请贷款的农民有赌博的恶习、有吸毒的恶习、有恶意的拖欠记录、有严重的故意犯罪记录之一，才能拒绝贷款。通过这个措施，海南有效破解了普惠金融的机会平等问题，大大提高了普惠金融的覆盖率、可得性、提升了农民满意度。
普惠金融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农户小贷的特点是户数多，金额小，成本高，无抵押，风险大。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本质是风险控制、科学定价问题。海南的实践证明，农户小额贷款的主要风险是信用风险，几乎没有市场风险。面对信用风险问题，陈奎明提出了三种解决办法。
一是金融教育。金融发展，诚信为本。长期以来，农民贷款难，金融机构放贷难问题之所以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金融机构对农户诚信建设重视不够，研究不深。农户小额贷款户数多、单笔金额小、经营费率高、没有抵押品，主要依靠信用情况发放贷款，依靠诚信守约归还贷款，因而诚信建设尤为重要。加大对农户金融知识普及和诚信教育，对提高农民金融素养，学会金融思维方法，解决农民融资难题，改善农民收入状况，实现农村金融包容式发展意义重大。欧美发达国家高度重视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甚至通过立法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美国2003年颁布《金融扫盲与教育促进条例》，明确将国民金融教育纳入国家法案。海南省农村信用社把“培育农民讲诚信”列入贷款的必经程序，将其看成是比“抵押品”更重要的管理流程，将其制度化、程序化。制度要求，凡是首次借款的农户均要接受农村信用社信贷技术员5天的金融知识培训，培训内容除包括信用社资金怎么来，金融机构贷款与政府救助款的区别，贷款手续，利率计算，按约还款的好处等，还制定了特色化培训内容，比如让农民在贷款时宣誓针对性强、通俗易懂的誓词等。通过把诚信文化渗透到农民生产生活，让诚信文化根植于客户内心。让广大农户认识和理解金融与信用的唇齿相依关系，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诚实守信、利己利他”的社会氛围。中国对普惠金融的对象尤其要补上这一课，这是我们金融机构义不容辞的义务。
二是构建基于借款人守约的诚信奖励金制度，把贷款利率的定价权交给贷款农户。普惠金融的对象很多是基层群体，包括我们广大的非常可亲可爱的农民，我们经常跟他们讲，守信光荣失信可耻，我觉得这个话起不了大作用，所以在我们海南农信社探索之初，我们就设了一套机制，我们提出一个理念，叫做金融具有培育诚信的社会功能，金融机构绝对不是说这个地方诚信环境好，我就扎堆往那里干，这个地方诚信环境不好我就赶紧撤出去，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是要将不讲诚信的地区变成讲诚信的地区，是要将不讲诚信的人变成讲诚信的人，这才是金融机构的使命。怎么才能做到，我们设立一套机制，我们给农户贷款，每一万块钱月利息定的是12‰，年利率就是14.4%，如果这个农户每个月20号他的账上都有120块钱，我们将3.9‰退给这个农户，这个钱叫诚信奖励金，我们告诉农民朋友讲诚信是可以用钱来衡量的。老百姓一看讲诚信还有好处，那他就不会违约，比如这个月20号他确实有困难没有120块钱，他找邻居借也会还上，因为一年到头12个月他可以退四百多块钱的诚信奖励金，一旦违约诚信奖励金就变成利息收入了，3.9就不退给他了。现实中，确实有些农户在当月有困难，但是在月底能够还上，我们称为客观违约，客观违约我们的实收利息从8.1上升到9.9，如果这个农户跨月拖欠，那他的实收利息都是12‰，这一套机制在十年来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98%以上的农户是不需要催息的，他会自动还款，在我们广大农户心目中已经形成了一种认识，按时还款利息很低，下次贷款会很方便，按时还款信用社会给我奖励。 一个借款人可以改变一个家庭，一家庭可以影响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可以影响一个地区，所以久而久之不讲诚信的人变成了讲诚信的人，不讲诚信的家庭变成了讲诚信的家庭，不讲诚信的地区变成了讲诚信的地区，这是金融机构的使命，我们将长期坚持和探索。
三是建立一系列制度让金融机构自身和信贷人员讲诚信。农村信用社作为金融支农的主力军，其网点遍布城乡，服务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老百姓对党的形象认识，其自身及其信贷人员应带头自觉讲诚信。在服务农民的过程中要俯下身子，投入真情，贷前不“吃拿卡要”，贷中、贷后加大服务力度，提升服务水平，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感动客户、取信于客户。银行传统管理强调实行贷审会审批贷款，形式上集体负责，出现贷款损失实则无人负责，贷款时信贷人员收受好处的顽疾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海南省农村信用社在开展农户小额贷款的实践中，建立了基于金融机构自身和信贷人员讲诚信的贷款赔偿准备金和信贷奖惩金制度。该项制度要求自愿参与贷款营销的信贷人员均应向农村信用社交纳一定额度的贷款赔偿准备金，并承诺一旦贷款出现损失，优先用交纳的赔偿准备金赔偿贷款损失。交纳贷款赔偿金的信贷人员均可在贷款本息全额收回后，比照利息收入的一定比例获得信贷奖励，并推行与信贷风险延迟相匹配的延期支付制度。这不仅增强了信贷人员的责任心，而且强化了信贷人员的诚信自律行为，从机制上防治了收受“好处费”等腐败行为。以诚信滋养诚信，提升了信贷人员服务质量，提升了金融机构服务形象，形成了良性互动的诚信氛围。
科学定价对普惠金融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农户小额贷款具有明显的有限的非竞争性和有限的非排他性，是典型的准公共产品。既要发挥金融机构作为市场主体的决定因素，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对农户贷款而言，融资机会远比成本重要，利率太低，金融机构不能实现保本微利，金融机构是不会有内生动力的。实践证明，10%左右的达利率水平是合适的。过去发展普惠金融，政府犯的最严重的错误要么是不到位，要么就是越位，越位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发文直接干预贷款的额度、期限和利率定价，包括直接成立担保公司的做法也被证明是行不通的。近十年来，海南政府一直发挥着非常有效的作用。海南省政府在普惠金融的实践中，一方面对全省农民小额贷款按不低于5%的贴息率给予财政贴息，很多财政条件比较好的市县实现了100%贴息，降低了农民的成本负担。另一方面，政府还给发放农户小额贷款的金融机构0.5%的经费补贴和1.5%的风险补偿金，以提高了金融机构的积极性。
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管理办公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文学国
焦瑾璞简历
1966年8月生，河南开封人，现任上海黄金交易所党委书记、理事长，经济学博士，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焦瑾璞同志长期工作于经济金融领域的一线岗位，在普惠金融、金融改革、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等方面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上海总部党委委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党组书记、部务委员会副主席，中国金融会计学会秘书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重庆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受聘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导师，中国农业大学和天津财经大学教授、博导，清华大学校聘教授，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兼职教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金融会计》、《资本市场》、《金融发展研究》、《区域金融研究》等多家杂志编委。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或理论文章100余篇，出版著作10余本，代表作有《WTO与中国金融业未来》、《中国银行业竞争力比较》、《中国商业银行改革》、《中国货币政策争论》、《小额信贷和农村金融》、《农村金融体制和政府扶持政策国际比较》、《宏观经济金融分析》（高校教材）、《建设中国普惠金融体系》、《金融机构信用管理》（中央电大使用教材）、《小额信贷》、《微型金融学》（高校使用教材）等。
延伸阅读一
延伸阅读二
普惠金融发展与研究焦瑾璞 一．引言
目前，普惠金融从理论到实践已逐渐成为一套牵涉金融结构调整和金融体制变革等重大问题的发展战略和操作理念。目前有50多个国家已承诺推进普惠金融建设，并列出了路线图和时间表，其中的主要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为所有工作年龄的人群普及金融服务，许多国家已经取得重要进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G20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作为重要任务。主要的普惠金融国际组织普惠金融联盟（AFI）于2008年9月成立，2009年G20又成立了G20普惠金融专家组（FIEG）和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组织（GPFI），制定了全球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战略框架和行动规划。2012年G20的墨西哥峰会，2013年的圣彼德堡峰会，2014年即将召开的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峰会都将讨论全球普惠金融问题。为此，本文将从普惠金融的相关概念入手，着重介绍国际上普惠金融的发展过程、特点、主要度量方法和发展现状，并对比讨论目前我国的普惠金融发展状况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二． 金融排斥与普惠金融的产生
金融排斥与普惠金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金融排斥特指银行关闭分支机构而影响了民众对银行服务的可获性(Leyshon&Thrift,1993)，因而从反面揭示了普惠金融问题的缘起。现实中的金融排斥现象以美国历史上发生的“划红线”拒贷为典型代表，20世纪9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某些特定社会阶层无法获取现代支付服务及其他金融服务的情况。
具体来说，金融排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排斥主体上，主要是指特定的社会阶层；二是在排斥内容上，主要是指为人们日常所必需的金融产品或服务，如信贷、储蓄、支付、保险等；三是在排斥原因上，既包括外部排斥（如价格、资格），也包括自我排斥。金融排斥会给社会带来多方面的危害，主要表现在转寻高利贷，缺乏必要金融服务引导经济脆弱，限制支付活动，有时也会带有社会排斥现象。
受各种因素影响，大量人口被排斥在正规金融服务门槛之外。据世界银行估计，目前全球大约有27亿成年人得不到任何正规的金融服务（WorldBank，2012）。金融排斥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化过程，不能以单一原因解释，可能是暂时，也可能是长期的。从宏观层面来说，经济发达程度是影响一国普惠金融的重要原因，而从微观层面来说，地理、基础设施、价格、金融意识、交易成本等因素的影响。
正是由于要克服金融排斥，才出现了普惠金融的概念。普惠金融指的是在金融机构成本可负担前提下，通过不断竞争和创新，以保证金融服务排斥对象逐步获得其需求的相关服务。国际上的不同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都从不同维度对普惠金融进行了阐述。关于普惠金融的特征，目前被广泛接受的概念是由2005年联合国推广“国际小额信贷年”时提出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家庭和企业以合理的成本获取较广泛的金融服务，包括开户、存款、支付、信贷、保险等；（2）金融机构稳健，要求内控严密、接受市场监督以及健全的审慎监管；（3）金融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确保长期提供金融服务；（4）增强金融服务的竞争性，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普惠金融的出现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以扶贫金融的形式出现，包括教会融资、政府融资、小额信贷、行业银行，主要是形成了小额信贷的概念；随后出现了微型金融的概念，主要包括分散的小额的资助性融资，并逐步推广到保险、汇款、信托等领域；随着微型与大型金融服务体系的边界逐渐模糊，最终出现了有包容性、全方位、广宽度、深内涵的金融服务，使普惠金融的概念应运而生。
三． 普惠金融的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
从普惠金融概念形成和发展过程看，其重点关注的是信贷可获得性。从普惠金融概念的实质看，普惠金融呼吁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渗透度。国际上最新发展趋势是，普惠金融概念中的“金融”应当是一个“大金融”的概念，全面涵盖整个金融体系中的所有产品和服务，但同时绝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使用，也绝不意味着可以不顾成本和风险。由于普惠金融强调包容性增长，其中延伸出的平等、发展、减贫之间的关系已经使得其成为独立的政策目标。
普惠金融逐渐经过三个阶段逐渐发展起来。在20世纪80年代前，很多发展中国家通过直接信贷项目向目标群体如农民等提供资金，使金融机构无法有效地根据风险回报特征配置资金资源，导致这些信贷项目不仅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在实践中，即使是在农村地区也没有改善对穷人的金融服务覆盖范围。8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开始将关注的焦点从企业和家庭转向金融机构及其持续和广泛地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90年代以后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国开始积极探索普惠金融的实现方式（CGAP，2012）。
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IZ）评估了10个国家35种促进普惠金融的政策方案，认为其中六类方案最为有效：其中四类是增加穷人获取金融服务的渠道，包括代理银行、移动支付、金融服务供给主体的多样化、国有银行改革；其余两类是消费者保护和金融身份证明。
在促进普惠金融的过程中，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项目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小额信贷相比，微型金融的范围更广，包括贷款、存款、保险、支付、汇款等。技术创新是降低金融交易成本、促进普惠金融的重要渠道。近年来，移动支付在全球发展很快，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总的来说，普惠金融服务的客户群体、金融产品或服务种类与普通金融存在一些差异，因此针对普惠金融发展应当具有适合其特征的差异性的制度供应。政策制定应当旨在纠正市场失败，消除获取金融服务的非市场性障碍。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很多国家针对中低收入者等金融排斥主体采取了特殊的监管制度。很多研究表明，在有效的金融监管框架下，普惠金融和金融稳定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四．普惠金融的度量标准和中外比较
目前国际上存在三种主要的普惠金融度量方法。第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包容联盟（AFI）、芬玛克信托（FinMarkTrust）等采用的方法，主要从正规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使用情况等角度设计出普惠金融指标，对各国普惠金融情况进行评估；第二个是世界银行开发的全球普惠金融指数，主要按银行账户的使用情况以及储蓄、借款、支付、保险等核心指标对具体业务进行分类评估，监测普惠金融实践情况；第三个是GPFI在2013年制定的较为全面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认为普惠金融应从金融服务的获取、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质量三个方面衡量。
以世界银行的标准度量，我国个人银行账户数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睡眠账户比例较高。在账户利用率方面，汇兑功能较活跃，收款、汇款占比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参与商业活动依然不足，用于商业支付、领取薪资和政府补贴的比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支付方面，用手机支付、汇款和收款的平均比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截止2012年，我国有过储蓄的成人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银行贷款的覆盖深度还不够，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比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从亲朋好友处借款的比率则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如果采用普惠金融指数IFI概念，用银行渗透性、银行服务可获得性和银行资源利用率三维变量来衡量，我国金融普惠程度与地区发展进度总体上呈正相关关系，呈东中西的梯度分布。到2010年，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7省（市）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超过了90%，高于全国10个百分点以上。北京、上海、浙江和天津处于普惠金融发展的第一方阵，西部地区多数处于低金融普惠区，加入人均因素之后，金融机构的网点扩张受到约束，传统的人口大省山东、河南、河北等排名靠后，青海、宁夏等西部人口小省位置前移。
五．中国普惠金融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目的是要建立符合国际普惠金融理念，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特点的普惠金融体系，重点加强“三农”、小微企业以及城市和农村的低收入群体等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提升我国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得性、便利性，促进经济金融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提高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政府出台多项政策措施改善基层金融服务，促进金融普惠。目前，初步形成了正向激励的财税、金融政策相结合的扶持政策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配置机制的不足。同时，积极推动金融产品创新、不断完善基层金融基础设施并推动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2012年6月19日G20墨西哥峰会上，胡锦涛首次提出中国的包容性增长和发展普惠金融问题，中国的普惠金融首次进入国际视野。
虽然经过近年努力，中国的普惠金融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在发展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 普惠金融的广度与深度有待提升。发展普惠金融“重点在县域、难点在农村”。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和制约，农村金融服务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城市地区。我国约2亿的低收入人口（年收入低于5000元）和其中约8000万贫困人口（年收入低于3000元）大部分都集中在贫困农村地区
（2）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较为突出。主要是申贷获得率低、审批时间长、成本高，深究仍然是体制和金融结构的原因。
（3） 普惠金融理念有待深化。关于普惠金融，理论上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政策实践上也还没有纳入政府工作职责。在金融机构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日益强化的情况下，公平正义的企业社会责任导向在实践上较为弱化。同时，对消费者教育和保护也不足。
（4） 普惠金融内存动力有待激发。目前关于普惠金融的商业模式尚不清晰，难以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导致普惠金融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
虽然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但目前正是推进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好时机。究其原因，一是我国的金融机构发展态势良好，有条件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延伸和下沉金融服务方式；二是金融基础设施逐步完善，金融生态日益向好；三是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和目标日益清晰，并且已纳入国家顶层设计。
因此，目前最重要的是组织体系建设和机制建设，解决发挥金融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问题，建立健全普惠金融运行机制。普惠金融的核心是市场竞争机制和资金价格的市场化。政策驱动当然很重要，但如果没有良好的市场运行机制，其可持续性不解决，仍然发展不起来。创新和监管都是发展普惠金融当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政府应该营造一个让金融机构实现商业可持续的政策环境，这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也要加强政策引导。要将一些已有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固定并坚持下去，如财政补贴、差别准备金等财政金融政策。此外，也要加强金融教育和消费者权益保护。负责任的普惠金融也要求消费者更好地了解金融，掌握金融知识，更好地利用金融产品。同时，在金融服务过程中遭受侵权时，可以得到及时保护。
六．结论
普惠金融本质是发展问题，既需要拓展广度，也需要拓展深度，共同建立一个惠及所有民众的金融体系。中国现在面临发展普惠金融的良好机遇，应从基层开始，注重创新，从机构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再到机制和体制创新方面去努力。当然，发展普惠金融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事，还受诸多方面的制约和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延伸阅读三
中国普惠金融体系的治理结构建议
焦瑾璞
普惠金融关乎我国亿万基层百姓的民生经济，通过法律保障其金融权利，符合国家发展目标和百姓现实需求。而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极易对金融风险抵抗力减弱的背景下，完善普惠金融的治理结构，审慎监管金融风险不容忽视。
普惠金融包括小额信贷及微型金融，但又超越了这种以零散金融服务机构为主的模式，强调建立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以小额信贷为核心，并提供存款、理财、保险、养老金等全功能金融服务。构建一个人人平等享受金融服务的普惠金融体系具有重大意义，但充满了困难和挑战。经过较长时间的探索，我国要建立完善的分多层次普惠金融体系，要面临着从宏观、中观到微观各个层面的挑战。
关于普惠金融体系的治理结构，有如下几个建议：1.立法保障普惠金融有效运行;2.建立激励性税收制度;3.合理运用多样化的金融工具进行管理;4.营造普惠金融创新的配套政策环境;5.建立金融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制度。
延伸阅读四
普惠金融发展应坚持商业可持续原则
焦瑾璞
现在是发展普惠金融最好的时机。主要表现在：一是，政策背景好，发展成效明显，各界对普惠金融关注度提高；二是，关于普惠金融的理论研讨热度也在不断提高。我国普惠金融实际发展成效也非常明显，很多指标体系在全球都位于前列。具体体现在覆盖范围广、服务主体多元化，移动互联网支付使用频率比较高等方面。与此同时，我国征信体系等金融基础设施日臻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和教育水平在不断提高，人均保有的银行账户数量、银行网点密度等基础服务水平也已经处在国际中上游水平。未来，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下，中国的普惠金融会迎来更好、更快的发展时期。
一些实业界部门的个别理论工作者，一直强调普惠金融的政策性，他们认为普惠金融必须服务老百姓，但是笔者认为按此思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会遭遇障碍。想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五个方面进行探讨：第一，金融的基础设施要加强。尽管这几年我国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扔有待进一步完善，这是一个慢工夫。第二，仍然需要完善普惠金融组织体系。现有的村镇银行、小贷公司等立足于县域、立足于小额分散和小微经济，但它们本身存在很多问题。第三，努力探索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模式。金融机构要积极参与普惠金融，依然需要探讨实现商业可持续的有效做法。现在国家号召普惠金融，各家银行都在推广普惠金融：大银行也在推广、小银行也在推广、中银行也在推广，到底这些推广的内容是真的普惠金融，还是假的普惠金融，这仍有值得思考的空间。推广普惠金融不能只讲政治、不讲商业，不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作。第四，互联网金融也很好地推动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不过，互联网金融也存在着很多法律地位不够明确、管理不够规范、损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等问题。第五，所有发展普惠金融的前提是提高金融消费者的素养。笔者通过前几年的工作经历中发现，目前消费者的金融知识水平整体而言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同时消费者金融知识水平在城乡间、金融知识类别间的不平衡特征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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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普惠金融十年再发展
焦瑾璞
2005年，联合国推广“国际小额信贷年”时提出“普惠金融”概念，至今已有十年的时间。根据国际通行的评价标准和分析框架，从金融服务主体的多样化、金融服务覆盖面、弱势群体金融服务满足度、金融消费者保护以及对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等多个维度对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现状来分析评估，可以看出，总体而言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在国际上处于中上水平。尤其是近年来，普惠金融发展进程不断加快。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但随着经济形势不断变化，对照新常态下经济面临的新趋势和新挑战，普惠金融的深化仍面临挑战，需要不断创新思路，深化改革。第一，推进金融改革，构建普惠金融顶层设计。中国需要明确普惠金融发展的目标和改革路线图，制定普惠金融改革发展的方案，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消除制度障碍，构建“全覆盖、低成本、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的建设蓝图。第二，建立统计制度，完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这需要人民银行与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统计部门、工商部门等进行沟通协调和数据共享，建设常态化的普惠金融数据统计工作机制，有效采集数据，定期更新数据，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尝试建立标准化的普惠金融数据库。第三，鼓励金融创新，推动普惠金融多元服务。统筹发挥好不同类型金融服务提供者的作用,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鼓励开发创新型金融产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第四，推广移动金融，打造普惠金融高效载体。当前，中国发展移动金融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但是，中国的互联网金融目前尚处于“野蛮生长”阶段，亟待规范。中国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将移动技术作为普惠金融的重要载体，加强产业指引和业务监管，加快推进包括个人信息保护、电子签名、电子认证等方面的立法。第五，健全监管政策，促进普惠金融持续发展。营造一个让金融机构实现商业可持续的政策环境，是普惠发展的重要前提。第六，加强消费者保护，实现普惠金融最终目标。应进一步整合金融消费者保护、金融教育和普惠金融政策，提升政策影响力。针对普惠金融的发展采取有效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提供畅通的咨询投诉受理渠道，妥善处理金融消费纠纷，使弱势群体在获取金融服务过程中遭受侵权时，可以得到及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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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支付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应用分析
焦瑾璞
在我国，发展普惠金融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有效满足广袤欠发达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需求。目前，我国农村人口有6.4亿人，其中一半为农民，农民工就有2.6亿，其中外出的约1.6亿。这2.6亿农民工，多数是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但是长期以来，农村的金融服务供给严重不足。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以手机为载体的移动支付的快速兴起，可能会极大地促进金融服务模式内容和工具的创新。这也为破解普惠金融服务的难题，提供了较好的机遇，也为有意愿在这方面有所发展的一些企业家和爱心人士，提供了机遇。
发展移动支付，需要做好四件事情。第一，移动支付要应用和创新，从而带动移动金融业务快速发展。对于创新，要给予鼓励，尊重市场选择，且政府干预不要太多。第二，完善相应的政策制度。特别要鼓励移动支付在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其中涉及到个人信息的保护、电子签名、电子认证等方面技术的发展，以及相应的优化。第三，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确保移动金融服务的规范发展。随着监管改革的发展，原有的机构监管，应更多地转向对消费者的保护、行为监管及产品监管。比如，在互联网金融机构发展上，要对其做信息披露。第四，移动金融服务的规范发展，还需要做好农村金融知识的普及。如此，才能既有利于推广移动金融的发展，也有利于民众在金融的发展中，发家致富。
编辑：顾舒徐、赵明明、朱子微
摄影/图片：肖允
责任编辑：鲁仪诗
本文及延伸阅读来源：陆家嘴金融网综合
标签： #普惠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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